“疫”在汉代文献里亦称为“疾疫”、“疾疠”、“疫疠”，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疫”是由各种病原体如病毒、细菌、真菌、原虫、蠕虫和节肢动物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疫灾的影响面宽、破坏性强、致灾程度深，备受人们重视。我国先秦文献已有不少的记载，汉代文献大大增多。目前，汉代疫灾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①，但仍显不足。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疫灾多发的南方作一地域性的钩索和探讨②。 一、南方疫情与地域特征 关于汉代疫灾的次数，学术界统计不一。据邓拓先生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共有疫灾13次。据陈高佣先生1939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统计，秦汉共有疫灾14次。限于当时的条件，邓拓、陈高佣二位先生著作中遗漏的资料较多。据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统计，两汉共有疫灾27次，比邓拓、陈高佣二位先生的统计数字多了一倍，但仍有不少遗漏。据张剑光、邹国慰《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统计，两汉共有疫灾38次，搜索的史料是比较齐全的。陈业新在张剑光、邹国慰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考证，得出了“两汉时的疾疫次数为42次”的结论[1]。丁春文认为西汉疫灾有19起、东汉达41起[2]，两汉共为60起，比陈业新的统计多出18起。丁文的统计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妥和错误，其最大的失误是把《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每一处记载均当作一起灾害，显然是把一些记载在多处的疫灾当作多起疫灾来处理了，明显是重复统计。不过，丁文在资料的收集上比张剑光、陈业新更进了一步。 汉代南方地区的疫灾是十分惊人的。据我们查证和研究，《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的汉代疫灾共有53次，西汉15次，东汉38次。其中文献上明确记载发生在南方的疫灾共22次，占全境的41.5%，西汉6次，东汉16次。文献上没有明确载明发生地点的共21次，西汉7次，东汉14次，这些疫灾极可能发生在南方。二者合计，汉代南方地区疫灾共有43次，占全境的81.1%，西汉13次，东汉30次。现把前四史明确记载发生在南方和文献上没有明确载明发生地点而可能发生在南方的43次疫灾列表如下（见表1）： 表1两汉南方地区疫灾表帝王 年份 间隔时间 月份 地点 等级 发灾背景 出处高后 七年（前181年） 不详 长沙边邑 大疫 征南粤 《史记》卷113《南粤列传》第3595页文帝文帝前元元年至前元六年（前179-前174年）2 夏 上淦 疾死者过半征南海王《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79页《汉书》卷4《文帝纪》第128页景帝 后元元年（前文帝 前元末年（前164年前后）10不详 不详 疾疫 不登、水旱143年） 21五月 不详 民大疫死 地大动 《汉书》卷26《天文志》第1305页景帝 后元二年（前《史记》卷11《景帝本纪》第569页宣帝 元康二年（前142年） 1十月 衡山国 疫 地动、大旱《汉书》卷8《宣帝纪》第256页元帝 初元元年（前64年） 78五月 不详 颇被疾疫48年） 16六月 不详 疾疫 《汉书》卷9《元帝纪》第280页成帝建始元年至鸿嘉二年或永始二年（前32年一前19或前15年）16不详 不详 疾疫死者万数 水旱《汉书》卷10《成帝纪》第317页《汉书》卷83《薛宣传》第3393页成帝永始二年至绥和二年（前15年一前7年）1不详 不详 疾疫 灾害并臻、饥《汉书》卷84《翟方进传》第3422页平帝 元始二年（2年） 9四月 不详 疾疫 大旱、蝗《汉书》卷12《平帝纪》第353页王莽 天凤三年（16年） 14十月 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击句町 《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45页王莽 约地皇元年（20年） 4不详 句町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击句町 《汉书》卷95《西南夷传》第3846页王莽 地皇三年（22年） 2不详 绿林山 大疾疫 饥馑 《后汉书》卷11《刘玄传》第468页 （接上表）帝王 年份 间隔时间 月份 地点 等级 发灾背景 出处光武 建武十三年（37年） 15不详 扬州 大疾疫 《后汉书》志17《五行五》注引《古今注》第3350页光武 建武十四年（38年） 1不详 会稽 大疫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第64页光武建武十九年至二十年（43-44年）5 秋 交趾 疫死者十四五 征交趾 《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38、840页光武 建武二十五年（49年） 5三月 武陵 多疫死 征武陵五溪蛮《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43页光武 建武二十六年（50年） 1不详 不详 大疫 《后汉书》志17《五行五》注引《古今注》第3350页光武 建武中（？年）不详 不详 不详 疫疾 《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李善》第2679页《后汉书》卷3《章帝纪》第132页《后汉书》志16《五行四》第3336页章帝 建初元年明帝 永平十八年（75年） 25不详 不详 牛疫 大旱（76年） 1不详 南方 疾疫 大旱 《后汉书》卷48《杨终传》第1597页《后汉书》卷3《章帝纪》第137页《后汉书》志16《五行四》第3336页和帝 永元四年章帝 建初四年（79年） 3 冬 不详 牛大疫（92年） 13不详 不详 时有疾疫《后汉书》卷35《曹褒传》第1205页《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30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0页顺帝 永建元年安帝 元初六年（119年） 27四月 会稽 大疫 地震（126年） 7正月 不详 疫疠 《后汉书》卷6《顺帝纪》第252页顺帝 永建四年（129年） 3不详 不详 疫气流行 大蝗 《后汉书》卷30上《杨厚传》第1049页桓帝 元嘉元年（151年） 22二月 九江庐江 大疫《后汉书》卷7《桓帝纪》第297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后汉书》卷7《桓帝纪》第308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桓帝 延熹九年桓帝 延熹四年（161年） 10正月 不详 大疫（166年） 5正月 南州尤甚 疾疫 饥、水旱《后汉书》卷7《桓帝纪》第317页灵帝 建宁四年（171年） 5三月 不详 大疫 地震、海水溢《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32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灵帝 熹平二年（173年） 2正月 不详 大疫《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34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灵帝 光和二年（179年） 6 春 不详 大疫《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42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灵帝 光和五年（182年） 3二月 不详 大疫《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46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灵帝 中平二年（185年） 3正月 不详 大疫《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51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建安十三年（208年）10不详 苍梧 疾疠 夷越蜂起《三国志》卷38《蜀书·许靖传》第964、966页《三国志》卷56《吴书·朱桓传》第1312页献帝 建安十三年献帝 建安五年（200年） 2不详 余姚 疾疠 谷食荒贵（208年） 8十二月 赤壁 大疫 曹军南征《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第31页 （接上表）注：表1中前四史均为中华书局版本，出版信息详见文末的参考文献帝王 年份 间隔时间 月份 地点 等级 发灾背景 出处《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第32页献帝 建安二十年献帝 建安十四年（209年） 1七月 合肥 疫气 军数征行（215年） 6不详 合肥 疫疾 攻合肥 《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第1295页《后汉书》卷9《献帝纪》第389页《后汉书》卷17《五行志五》第3351页《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第486页《三国志》卷57《吴书·骆统传》第1335页献帝 建安二十四献帝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 2不详 居巢 大疫 曹孙征战年（219年） 2十二月 荆州 大疫 刘孙征战《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第1121页《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第481页不详 东汉（？年） 不详 不详 乌伤 疾疫大起献帝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 3不详 不详 疾疠 士民颇苦劳役时遭兵乱《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下·徐登》第2741页 此外，其他汉代文献亦有一些记载，如旧题为刘向著的《列仙传》载：“崔文子者，大山人也。……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长吏之文所请救”[3]（P83），又载：“负局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语似燕、代间人。……后大疫病，家至户到与药，活者万计，不取一钱，吴人乃知其真人也”[3]（P129）。 张剑光、邹国慰认为汉代疫灾具有“后期较前期增多”、“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乱世疫病发生频繁”、“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和其他自然灾害结伴而来”5个特点。这是汉代全国的一般情况，南方疫灾既有与全国共同的特点，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地域特色。根据表1史料，列述如下： 首先，高发性与破坏性并行。前面已言及文献明确载明发生在南方疫灾为22次，文献上没有明确载明发生地点而可能发生在南方的共21次，共计43次，占汉代全国疫灾的81.1%，是疫灾的高发地区，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同时，汉代南方疫灾的破坏性亦极为强烈。43次疫灾中文献明确载明为“大疫”的19次，文献明确载明为“疾疫死者万数”、“疾死者过半”、“死者数万”、“死者什六七”、“死者十四五”共为5次，二者合计24次，占南方疫灾总次数的55.8%。这是破坏性最大、烈度最强的疫害。需要说明的是，汉代文化的中心在北方，史书记载的中心也是在北方，南方的疫灾遗漏失载的现象当比北方更多，如表1中列出的一些疫灾见于《三国志》而不见于《后汉书》，就是明证。故而，南方疫灾高发性和破坏性的实际情形应当更为显著。 其次，突发性和规律性并行。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汉代全境疫灾是后期多、乱世多、春夏多，与行军作战密切相关，确实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汉代南方地区的疫灾似乎亦呈现出这样的规律性。如西汉从汉高祖至汉武帝（公元前206-前87年）120年共有疫灾5次，约24年发灾1次；从汉宣帝至王莽（公元前86-25年）111年共有疫灾8次，约14年发灾1次。东汉从光武帝至章帝（公元前25-104年）80年共有疫灾9次，约9年发灾1次；从和帝至献帝（105-220年）115年共有疫灾22次，约5年发灾1次。王莽和汉献帝时期为乱世，疫灾较多，尤其是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共有疫灾8次。但我们通过认真比对和仔细分析，似乎又不尽然。所谓“前期少”，但在景帝后元一年（公元前143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连年发生了疫灾。所谓“后期多”，但和帝永元四年（92年）至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隔27年、顺帝永建四年（129年）至桓帝元嘉元年（151年）隔22年才发生疫灾。所谓“乱世多”，但发生疫灾的文、景、宣、光武、明、章诸帝时代均是政治清明的“盛世”。所谓“春夏多”，但秋冬亦时有发生。所谓“与行军作战密切相关”，但在和平时期往往也频繁暴发。故而，汉代疫灾具有突发性的特征，准确地说是突发性和规律性并行。 最后，群链性和恐怖性并行。灾害群是指在某一时间集中丛发多种或多起灾害的现象。灾害链是指一起灾害发生后，又由它诱发了一起或数起其他灾害的现象[4]。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汉代疫灾往往与水、旱、地震、蝗等灾害并起，形成灾害群和灾害链，依表1统计共有14次。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南方有12次疫灾与征战相联系，尤其是北方人民的南下征伐。同时，汉代南方的疫灾因其具有高发性、破坏性、突发性而难以掌握规律，有时发灾的频次高、灾害连续的时间又长，因而又呈现出恐怖性。许慎《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5]，说明疫灾的广泛性和恐怖性。王充《论衡》说:“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6]（P75）。东汉末年曹植《说疫气》中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7]。疫灾之恐怖，跃然纸上。 二、南方疫战及其历史意义 面对惊人的疫灾，汉王朝百姓进行了艰苦的疫战。考之史实发现，汉代南方人民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4个方面。 首先，直接救治。所谓“直接救治”就是疫灾暴发后，直接进行救治。汉人主要采取“为致医药”、隔离病人、安葬死者、巡行问责、赈济财物和减免赋税等措施，展开艰难的疫战。对此，学术界已有讨论，不展开论述。这里重点讨论汉代南方疫病救治的地位、时代特征和影响。 秦汉时期是南方发展的重要时期，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孕育时期[8]。这一时期，不仅南方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已可以与中原内郡比肩，个别方面甚至还超越了中原。根据张剑光、邹慰国的概括，汉代全国性的疫灾救治措施主要有帝王自责、免税、发放医药、施钱、开仓、安葬、隔离病人诸条，汉代南方的疫灾救治措施基本上囊括了这些条目，张文所举证的事例亦大多出自南方。表明汉代南方疫灾救治已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具有重要的地位。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当时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及统治措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亦具有较强的有效性。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采取的疫灾救治措施确实是比较有效的。如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郡督邮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药，所部多蒙全济”[9]（P1406）。又如和帝永元四年（92年），“时有疾疫”，将作大匠曹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9]（P1205）。再如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孙权为将军，朱桓“给事幕府，除余姚长。往遇疫疠，谷食荒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飧粥相继，士民感戴之”[10]（P1312）。 秦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奠基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救灾制度的奠基时期。汉代南方的疫灾救治措施和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成为疫灾救治的范型。如宋代的疫灾救治就采取下诏罪己、派医诊治、施散药物等措施[11]。清代也有延医诊治、制送丸药等措施[12]。 其次，研究认识。传世文献对西汉南方医学的记载甚少。但从目前出土的考古资料分析，西汉南方的医学研究水平是较高的。1975年出土的湖北云梦秦简就有一些涉及到医学的内容[13]。1972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现了一具保存异常完好的女尸。1973年底至1974年初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却谷食气》、《导引图》、《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14种医书[14]（P1-2）。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发掘的汉墓出土了《脉书》和《引书》2种医书[15]。2012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发掘的汉墓出土了《五色脉脏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病源论》、《经脉书》、《诸病症候》、《归脉数》、《医马书》9种医书[16]。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到疫病。传世文献对东汉医学研究的记载逐渐增多。《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下》载，郭玉，四川广汉人，“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徐登，福建闽中人，与赵炳友善，“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神医华佗也经常在南方治病救人。张仲景被尊称为“医圣”，因有感于疫病流行始潜心研究医学，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完成了《伤寒杂病论》，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任长沙太守，实行坐堂门诊[17]。 同时，汉人对南方疫病的认识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根据李家庚等《中医传染病学》的研究，汉人认识的传染病已囊括了呼吸道、肠道、虫媒、动物源性、蠕虫、性传播及其他7个类型。其中呼吸道传染病有流行性感冒、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肺结核、白喉；肠道传染病有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伤寒、细菌性食物中毒、霍乱、细菌生痢疾、阿米巴肝脓肿；虫媒传染病有疟疾；动物源性传染病有狂犬病、炭疽病；蠕虫传染病有血吸虫病、蛔虫病、蛲虫病、绦虫病、囊虫病；性传播传染病有疥疮；其他类型传染病有麻风病、败血病[18]。南方集中多发的流行性传染病主要有血吸虫病、疟疾、霍乱、麻风病、痢疾等。试考释如下： 血吸虫病：指人接触被污染的水源而感染的一种疾病，急性发作期间出现发热、咳嗽、胸痛、血痰、肝脾肿大等症状，曾是我国广大南方湖沼水网地区流行十分广泛的一种疾病。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中发现死者曾受血吸虫、蛲虫及鞭虫感染[19]。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古尸发现了日本血吸虫、华支睾吸虫、人鞭虫和绦虫等4种虫卵[20]。表明血吸虫病在汉代已广泛流行。古代没有显微镜，没法观察到微小的血吸虫，中医没有准确的血吸虫病的概念。范行准先生曾推测“蛊”为血吸虫病，后来医家又称之为“蛊胀”“臌胀”[21]。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有治“蛊”病的药方。 疟疾：指由疟原虫所致的虫媒传染病，得病后发冷寒战、高热、出汗并伴有头痛、呕吐、关节痛等症状。甲骨文已有“瘧”字，后来人们认为疟疾由山岚瘴气所致，称之为“瘴”。《淮南子》卷4《地形训》所谓“障气”，可能就是“瘴气”[22]。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载有“疟”病[14]（P321）。《后汉书》卷24《马援传》首次采用了“瘴疫”一词。魏晋以后，南方文献则有大量的记载。现在学术界多认为“瘴”病主要就是指疟疾。 霍乱：现代医学讲的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此疫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传入我国。汉代的“霍乱”也是一种烈性的肠道传染病。“霍”是快速吐泄之意，“乱”则是指一片狼藉。其症状正是猝然腹痛、上吐下泻，顷刻之间狼藉一片，《黄帝内经》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均有载。著名医史专家范行准先生认为大多指急性肠胃炎或食物中毒造成的[23]（P245）。 麻风病：麻风是热带地区最凶恶的皮肤传染病。大概发源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等地区，很早就传入了我国。中国古代称为“历”(疠)、“恶”、“大风”、“癞”、“麻风”等。云梦秦简载有“疠”[13]（P263）。 痢疾：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是我国常见的肠道传染病。汉代称为“利”、“滞”、“肠澼”等[24]（P310）。《淮南子》卷4《地形训》曰：“轻土多利。”高诱注：“利，疾也。”《说文解字》云：“滞，凝也。一日积也。”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引书》载有“肠辟”[25]（P130）。 再次，疫前预防。灾前预防是治理疫病的关键环节。这可从2个方面进行：一是改善外部环境；一是强身健体，加强人体自身的免疫和抗病能力。关于改善外部环境，汉代南方人采取了防治病毒、防治卑湿、清洁水源等多项措施，笔者已在另文中有论述[26]，此就强身健体一项作些具体的讨论。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导引图》，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和四川成都老官山出土了《引书》。所谓“引”和“导引”，就是模仿动物的动作进行各种运动，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导引”方式有徒手导引、器械导引、仿生动物、两人合作导引、呼吸导引。人们经过这些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治疗疾病。根据江陵张家山汉简出土《引书》的记载，导引能防治的疾病有伤痛、内科、泌尿系统、五官科、口腔科、精神科6大类的44种疾病[25]（P14-19）。东汉未年，著名的神医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五禽戏”。汉代南方人颇为重视强身健体，南方地区也比较流行“导引”[27]。《史记》卷128《龟策列传》载：江南“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28]（P3919）。 最后，思想引导。疫灾是破坏性十分巨大的一种灾害，汉人为了弥灾，颇为重视思想舆论的引导。这大致可分为3个方面，一是引导皇帝以民为本；二是引导官吏造福一方；三是引导灾民科学防治。前面两点，过去学术界结合儒家“民本”和“谴告”思想已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这里专门来谈第三点。总体而言，两汉时期医学水平比较低下，对疫病的认识和医治均十分有限，在“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观念指导下，用“祭祀”和“迷信”的办法来防治灾害，具有重要的“心理”作用。与此同时，汉人也注意引导人们在传统科学的范围内进行“科学防治”。《盐铁论》载桑弘羊说：“若疫岁之巫，徒能鼓口耳”[29]。意思是疾病流行年月的巫婆，只能卖弄口舌而不能治病。这表明科学的医学治疫已成为当时的常识，汉代的官府和官吏注意引导人们积极进行医疗治理。王充是东汉著名的无神论者，他极力反对用神鬼和谶纬迷信来解释疫病。他批判《礼纬》一书中颛顼生下一个儿子化为“虐鬼”居住在长江的观点[6]（P1279）。从现在史料来看，汉人防治疫灾的具体措施多采取“给医药”的科学办法，而非“迷信”，表明科学防治是当时的主流。 总之，汉代南方人民针对惊人的疫灾进行了艰苦的疫战。其主要措施包括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直接救治”又包括“为致医药”、隔离病人、安葬死者、巡行问责、赈济财物和减免赋税6个方面，成效显著，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汉代南方人民对疫病的研究和认识已走到当时全国的前列，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方地区出土了不少失传的医籍，雄辩地证明了当时医学研究水平的进步，时人对南方重大的传染性流行病——血吸虫病、疟疾、霍乱、麻风病、痢疾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汉代南方人民采取的疫前预防措施主要包括防治病毒、防治卑湿、清洁水源和强身健体4个方面，效果明显。另外，汉代南方人民为了弥灾，颇为重视思想舆论的引导。引导皇帝和朝廷以民为本，着力拯救人民的生命；引导各级官吏造福一方，着力救治疫病；引导灾民以积极的态度，科学防治。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四为一体，又各有侧重，积极有效，逐步成为中国古代防疫救疫的主要模式，影响深远。 三、地域空间之疫化 自然地理把空间定义为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宽、高表现出来。人类在自然空间的基础上，赋予其诸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成为具有“想像”特征的空间。汉代南方因疫灾频发，人们对这一片地域之气候、水域、山林、生物及民情风俗的历史叙事均披上了一层浓重的“瘟疫”色彩，从而使南方成为“疫化的空间”，甚至当时北方人们出现了“见行，如往弃市”的“惧南心态”[30]（P2284）。汉初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贾谊因汉文帝疏远外放为长沙王太傅，“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28]（P3022,3026）。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评价许靖避乱苍梧事中亦有“泛万里之海，入疫疠之乡”一语，把岭南苍梧称为“疫疠之乡”[10]（P966）。这种“空间叙事”，有的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有的则是中原王朝正统儒家观念下的“想像”。 我们先讨论基本符合事实的部分。 南方气候的突出特征是气温高、降雨多，汉代文献称之为“暑湿”。高后时，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28]（P3595）。南方山林的显著特点是山多森密，汉代文献称之为“深林远薮”[9]（P1286）。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南方的生物亦大大多于北方。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反，汉武帝欲发兵攻打，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止。他综合分析了南方“暑湿”、山林和生物导致“疫”的恐怖后果，说辞曰： “今发兵行数千里，……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30]（P2779-2781） 淮南王刘安曾主持编撰《淮南子》，是西汉有见识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西汉未年至东汉初年，把南方地区“暑湿”、山林和生物等因素耦合而成的致疫环境统称为“毒气”或“炎气”。《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载，王莽天凤三年（16年）10月，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结果是“僰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后汉书》卷24《马援传》载，光武建武十九年（43年），马援远征徵侧、徵贰，其地是“下潦上雾，毒气重蒸”。光武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援又远征武陵五溪蛮夷，“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毒气”或“炎气”导致的疾病被称为“瘴疫”。《后汉书》卷14《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城阳恭王祉》亦载，“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乡，为舂陵侯”，“（刘）仁以舂陵地埶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 现代医学认为，流行性传染病具有季节性和地方性的特点。所谓季节性，即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每年都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升高，其原因主要与气温的高低和昆虫媒介密度有关。上引史料说的“夏月暑时”和“会天暑多雨”、“近夏瘅热”、“毒气重蒸”、“暑甚炎气”的条件下，病毒、细菌、真菌、原虫、蠕虫和节肢动物等病原体显著增多，必然引起疫病。如我们熟悉节肢动物苍蝇、蚊子，就以“暑湿”季节活动最为频繁。所谓地方性，即因中间宿主、地理环境、气温条件、居民生活习惯等原因，有些传染病常局限于一定区域范围内发生，成为地方性传染病。此外以野生动物为主要传染源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也属于地方性传染病[31]。刘安说辞中的“蝮蛇”、“猛兽”似与疫病关系不大，但南方“暑湿”、山林和生物等因素耦合而成的致疫环境确实是与“欧泄霍乱之病”、“疾疠多作”、“瘴疫”密切相关的。范行准先生指出热带地区，夏季食物易腐，多发“霍乱”[23]（P245）。又指出，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沼泽和山间潮湿、空气沉滞地区，因为有污水和草木繁茂容易孳生传播疟原虫的宿主蚊虫等，疟疾传染迅速，所以古时在江淮流域和丛林地带流行得十分猖獗。又因其属山岳地带或盆地潮湿之处，故被称为“嶂气”[24]（P300）。 南方水域十分广淼。《水经注·沔水注》说：“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概括地说明了南方地区的这一特征。汉代文献多称之为“卑湿”、“下湿”。如《史记》卷59《五宗世家》、卷84《贾谊传》、卷101《袁盎传》、卷113《南粤列传》、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卷129《货殖列传》称为“卑湿”，《后汉书》卷14《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卷24《马援列传》称为“下湿”。现代医学表明，河湖沼泽地区水生植物繁茂，容易成为某些流行性传染病疫源。其中，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血吸虫病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载：“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这一记载较好地说明了血吸病的流行机制：第一步，虫卵从最终宿主——人或动物体内随粪便排出，污染水源。第二步，血吸虫卵在水中孵出毛蚴，毛蚴感染中间宿主——钉螺，在螺体内发育繁殖，最后形成尾蚴。汉代南方农民因为“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在被污染的水源农作或捕捞，自钉螺体内逸出的血吸虫尾蚴便乘机从皮肤或粘膜钻入人体内。最后一步，血吸虫在人体内发育为成虫，导致血吸虫病。在男耕女织的汉代社会，农作或捕捞多由成年男子承担，成年男子感染此病的机会自然就比较高，因此便出现了“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现象。关于这条史料中“呰窳”一词，裴骃《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应劭曰‘呰，弱也’。晋灼曰‘窳，病也’”。张守节《史记正义》案：“食螺蛤等物，故多蠃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蛖之肉，多疹毒之患’也”。这一解释表明南方饮食及生活习惯与身体“蠃弱”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江南卑湿”及“卑湿”生产生活环境中出现的疾病当还有很多，限于史料，已难确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汉代文献对南方这一空间地域的“疫化叙事”，即“暑湿”、“山林毒气”、“蝮蛇”、“猛兽”、“炎气”、“卑湿”、“下湿”等空间叙事，虽有较多的想像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因素和环境因子的耦合确实是造成南方地区疫灾频发的基本原因。不过，汉代文献对南方地区的“疫化叙事”亦有不合事实的部分，即中原王朝正统儒家观念下的“想像”部分。 先秦两汉时期，广大的南方地区，因为天气炎热，又有众多水清如镜的江河湖泊，男女老少在河水中沐浴，相沿而成习俗。此俗自然迥异于江河湖泊较少的北方，但传统的儒家认为这种“男女同川而浴”、“父子同川而浴”的习俗是“无礼”的表现。《尚书大传》卷2引《孔子集语》曰：“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胜，由无礼也。中国之教，内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栉。其刑重而胜，由有礼也”[32]。《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云：“《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贾捐之则认为是“与禽兽无异”，《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载：“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南方地区因疫病多发，时人又把这种“男女同川而浴”、“父子同川而浴”习俗与一种能导致疫病的怪异之物“蜮”联系起来。《汉书》卷27《五行志》载：“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泽，淫风所生，为虫臭恶”。“刘向以为蜮生南越。越地多妇人，男女同川，淫女为主，乱气所在，故圣人名之曰蜮。蜮犹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刘歆以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来也”。“蜮”又名射工、短弧、射影，是传说中的一种毒虫。干宝《搜神记》“蜮含沙射人”条载：“汉光武中平中，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诗》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测’也。今俗谓之‘溪毒’。先儒以为男女同川而浴，淫女为主，乱气所生也”[33]。“中平”是东汉灵帝的年号，记载有误。张华《博物志》载：“江南山溪中有射工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以气射人影，随所著处发疮，不治则杀人”[34]。以上把“男女同川而浴”、“父子同川而浴”习俗与一种能致疫病的怪异之物“蜮”联系起来的历史记载，基本上是错误的，更多的是“谣言”或捕风捉影的“南方想像”[35]。东汉王充《论衡》卷15《变动篇》就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说法。他反驳说：“南方至热，煎炒烂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处”。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取得了3点认识： 首先，关于汉代疫灾暴发的次数观点不一，经我们查证和研究，前四史共载53次，其中南方地区43次，从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其实际次数肯定更多。汉代南方地区疫灾具有高发性与破坏性并行、突发性和规律性并行、群链性和恐怖性并行三大特征。 其次，面对惊人的疫灾，汉代南方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疫战。考之史实，主要措施包括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4个方面，过去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我们认为，汉代南方已有不少医学文献，已能认识血吸虫病、疟疾、霍乱、麻风病、痢疾等多种疫病，其研究认识水平处于当时全国前列。汉代南方人民采取的救灾防灾措施亦是比较有效的，是发达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代防疫救疫的基本模式。 最后，空间叙事是学术界近年来开拓的一个新领域，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我们认为，汉代南方因疫灾频发，人们对这一片地域之气候、水域、山林、生物及民情风俗的历史叙事均披上了一层浓重的“瘟疫”色彩，从而使南方成为“疫化的空间”，甚至当时北方人们出现了“见行，如往弃市”的“惧南心态”。这种“空间叙事”，有的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有的则有悖事理，是中原王朝正统儒家观念下的“谣言”或捕风捉影的“想像”。 注： ①如邓拓.中国救荒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陈高佣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张剑光、邹国慰.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13-19；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J].中国史研究，1999，（4）：49-60。 ②本文研究的“南方”包括秦汉时期的扬州、荆州、益州和交州，大致与当代地理学上讲的南方一致。 [1]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7. [2]丁春文.秦汉自然灾害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1.33. [3]（汉）刘向.列仙传[M].滕修展等注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4]杨达源,闾国年.自然灾害学[M].北京:测绘出版社,1993.37. [5]（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56. [6]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曹植.曹植集校注[M].赵幼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77. [8]黄今言.秦汉江南经济述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9]（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韩毅.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历史借鉴[J].人民论坛,2013,（13）:78-80. [12]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9-259. [1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14]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15]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J].文物,1985,（1）:9-15. [16]梁繁荣等.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献初识[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26. [17]马伯英.张仲景事略考[J].中医研究,1991,（3）:14-16. [18]李家庚等.中医传染病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 [19]何介钧等.马王堆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06. [20]武忠弼等.江陵张家山一六八号墓西汉古尸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74. [21]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3. [22]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3）:5-13. [23]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24]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 [25]高大伦.江陵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5.130. [26]王福昌.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保护[J].社会科学,1999,（2）:61-65. [27]彭卫等.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2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9]（汉）桓宽.盐铁论校注[M].王利器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 [30]（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1]张玲霞.现代传染病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 [32]（汉）伏胜撰.尚书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1. [33]（晋）干宝.搜神记译注[M].邹憬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226. [34]（晋）张华.博物志全译[M].祝鸿杰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76. [35]于沁可等.蜮生南越:传统博物学的南方想象[J].文化遗产,2019,（4）:87-95. “疫”在汉代文献里亦称为“疾疫”、“疾疠”、“疫疠”，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疫”是由各种病原体如病毒、细菌、真菌、原虫、蠕虫和节肢动物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疫灾的影响面宽、破坏性强、致灾程度深，备受人们重视。我国先秦文献已有不少的记载，汉代文献大大增多。目前，汉代疫灾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①，但仍显不足。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疫灾多发的南方作一地域性的钩索和探讨②。一、南方疫情与地域特征关于汉代疫灾的次数，学术界统计不一。据邓拓先生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共有疫灾13次。据陈高佣先生1939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统计，秦汉共有疫灾14次。限于当时的条件，邓拓、陈高佣二位先生著作中遗漏的资料较多。据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统计，两汉共有疫灾27次，比邓拓、陈高佣二位先生的统计数字多了一倍，但仍有不少遗漏。据张剑光、邹国慰《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统计，两汉共有疫灾38次，搜索的史料是比较齐全的。陈业新在张剑光、邹国慰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考证，得出了“两汉时的疾疫次数为42次”的结论[1]。丁春文认为西汉疫灾有19起、东汉达41起[2]，两汉共为60起，比陈业新的统计多出18起。丁文的统计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妥和错误，其最大的失误是把《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每一处记载均当作一起灾害，显然是把一些记载在多处的疫灾当作多起疫灾来处理了，明显是重复统计。不过，丁文在资料的收集上比张剑光、陈业新更进了一步。汉代南方地区的疫灾是十分惊人的。据我们查证和研究，《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的汉代疫灾共有53次，西汉15次，东汉38次。其中文献上明确记载发生在南方的疫灾共22次，占全境的41.5%，西汉6次，东汉16次。文献上没有明确载明发生地点的共21次，西汉7次，东汉14次，这些疫灾极可能发生在南方。二者合计，汉代南方地区疫灾共有43次，占全境的81.1%，西汉13次，东汉30次。现把前四史明确记载发生在南方和文献上没有明确载明发生地点而可能发生在南方的43次疫灾列表如下（见表1）：表1两汉南方地区疫灾表帝王 年份 间隔时间 月份 地点 等级 发灾背景 出处高后 七年（前181年） 不详 长沙边邑 大疫 征南粤 《史记》卷113《南粤列传》第3595页文帝文帝前元元年至前元六年（前179-前174年）2 夏 上淦 疾死者过半征南海王《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79页《汉书》卷4《文帝纪》第128页景帝 后元元年（前文帝 前元末年（前164年前后）10不详 不详 疾疫 不登、水旱143年） 21五月 不详 民大疫死 地大动 《汉书》卷26《天文志》第1305页景帝 后元二年（前《史记》卷11《景帝本纪》第569页宣帝 元康二年（前142年） 1十月 衡山国 疫 地动、大旱《汉书》卷8《宣帝纪》第256页元帝 初元元年（前64年） 78五月 不详 颇被疾疫48年） 16六月 不详 疾疫 《汉书》卷9《元帝纪》第280页成帝建始元年至鸿嘉二年或永始二年（前32年一前19或前15年）16不详 不详 疾疫死者万数 水旱《汉书》卷10《成帝纪》第317页《汉书》卷83《薛宣传》第3393页成帝永始二年至绥和二年（前15年一前7年）1不详 不详 疾疫 灾害并臻、饥《汉书》卷84《翟方进传》第3422页平帝 元始二年（2年） 9四月 不详 疾疫 大旱、蝗《汉书》卷12《平帝纪》第353页王莽 天凤三年（16年） 14十月 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击句町 《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45页王莽 约地皇元年（20年） 4不详 句町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击句町 《汉书》卷95《西南夷传》第3846页王莽 地皇三年（22年） 2不详 绿林山 大疾疫 饥馑 《后汉书》卷11《刘玄传》第468页（接上表）帝王 年份 间隔时间 月份 地点 等级 发灾背景 出处光武 建武十三年（37年） 15不详 扬州 大疾疫 《后汉书》志17《五行五》注引《古今注》第3350页光武 建武十四年（38年） 1不详 会稽 大疫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第64页光武建武十九年至二十年（43-44年）5 秋 交趾 疫死者十四五 征交趾 《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38、840页光武 建武二十五年（49年） 5三月 武陵 多疫死 征武陵五溪蛮《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43页光武 建武二十六年（50年） 1不详 不详 大疫 《后汉书》志17《五行五》注引《古今注》第3350页光武 建武中（？年）不详 不详 不详 疫疾 《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李善》第2679页《后汉书》卷3《章帝纪》第132页《后汉书》志16《五行四》第3336页章帝 建初元年明帝 永平十八年（75年） 25不详 不详 牛疫 大旱（76年） 1不详 南方 疾疫 大旱 《后汉书》卷48《杨终传》第1597页《后汉书》卷3《章帝纪》第137页《后汉书》志16《五行四》第3336页和帝 永元四年章帝 建初四年（79年） 3 冬 不详 牛大疫（92年） 13不详 不详 时有疾疫《后汉书》卷35《曹褒传》第1205页《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30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0页顺帝 永建元年安帝 元初六年（119年） 27四月 会稽 大疫 地震（126年） 7正月 不详 疫疠 《后汉书》卷6《顺帝纪》第252页顺帝 永建四年（129年） 3不详 不详 疫气流行 大蝗 《后汉书》卷30上《杨厚传》第1049页桓帝 元嘉元年（151年） 22二月 九江庐江 大疫《后汉书》卷7《桓帝纪》第297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后汉书》卷7《桓帝纪》第308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桓帝 延熹九年桓帝 延熹四年（161年） 10正月 不详 大疫（166年） 5正月 南州尤甚 疾疫 饥、水旱《后汉书》卷7《桓帝纪》第317页灵帝 建宁四年（171年） 5三月 不详 大疫 地震、海水溢《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32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灵帝 熹平二年（173年） 2正月 不详 大疫《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34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灵帝 光和二年（179年） 6 春 不详 大疫《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42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灵帝 光和五年（182年） 3二月 不详 大疫《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46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灵帝 中平二年（185年） 3正月 不详 大疫《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51页《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1页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建安十三年（208年）10不详 苍梧 疾疠 夷越蜂起《三国志》卷38《蜀书·许靖传》第964、966页《三国志》卷56《吴书·朱桓传》第1312页献帝 建安十三年献帝 建安五年（200年） 2不详 余姚 疾疠 谷食荒贵（208年） 8十二月 赤壁 大疫 曹军南征《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第31页（接上表）注：表1中前四史均为中华书局版本，出版信息详见文末的参考文献帝王 年份 间隔时间 月份 地点 等级 发灾背景 出处《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第32页献帝 建安二十年献帝 建安十四年（209年） 1七月 合肥 疫气 军数征行（215年） 6不详 合肥 疫疾 攻合肥 《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第1295页《后汉书》卷9《献帝纪》第389页《后汉书》卷17《五行志五》第3351页《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第486页《三国志》卷57《吴书·骆统传》第1335页献帝 建安二十四献帝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 2不详 居巢 大疫 曹孙征战年（219年） 2十二月 荆州 大疫 刘孙征战《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第1121页《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第481页不详 东汉（？年） 不详 不详 乌伤 疾疫大起献帝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 3不详 不详 疾疠 士民颇苦劳役时遭兵乱《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下·徐登》第2741页此外，其他汉代文献亦有一些记载，如旧题为刘向著的《列仙传》载：“崔文子者，大山人也。……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长吏之文所请救”[3]（P83），又载：“负局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语似燕、代间人。……后大疫病，家至户到与药，活者万计，不取一钱，吴人乃知其真人也”[3]（P129）。张剑光、邹国慰认为汉代疫灾具有“后期较前期增多”、“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乱世疫病发生频繁”、“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和其他自然灾害结伴而来”5个特点。这是汉代全国的一般情况，南方疫灾既有与全国共同的特点，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地域特色。根据表1史料，列述如下：首先，高发性与破坏性并行。前面已言及文献明确载明发生在南方疫灾为22次，文献上没有明确载明发生地点而可能发生在南方的共21次，共计43次，占汉代全国疫灾的81.1%，是疫灾的高发地区，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同时，汉代南方疫灾的破坏性亦极为强烈。43次疫灾中文献明确载明为“大疫”的19次，文献明确载明为“疾疫死者万数”、“疾死者过半”、“死者数万”、“死者什六七”、“死者十四五”共为5次，二者合计24次，占南方疫灾总次数的55.8%。这是破坏性最大、烈度最强的疫害。需要说明的是，汉代文化的中心在北方，史书记载的中心也是在北方，南方的疫灾遗漏失载的现象当比北方更多，如表1中列出的一些疫灾见于《三国志》而不见于《后汉书》，就是明证。故而，南方疫灾高发性和破坏性的实际情形应当更为显著。其次，突发性和规律性并行。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汉代全境疫灾是后期多、乱世多、春夏多，与行军作战密切相关，确实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汉代南方地区的疫灾似乎亦呈现出这样的规律性。如西汉从汉高祖至汉武帝（公元前206-前87年）120年共有疫灾5次，约24年发灾1次；从汉宣帝至王莽（公元前86-25年）111年共有疫灾8次，约14年发灾1次。东汉从光武帝至章帝（公元前25-104年）80年共有疫灾9次，约9年发灾1次；从和帝至献帝（105-220年）115年共有疫灾22次，约5年发灾1次。王莽和汉献帝时期为乱世，疫灾较多，尤其是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共有疫灾8次。但我们通过认真比对和仔细分析，似乎又不尽然。所谓“前期少”，但在景帝后元一年（公元前143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连年发生了疫灾。所谓“后期多”，但和帝永元四年（92年）至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隔27年、顺帝永建四年（129年）至桓帝元嘉元年（151年）隔22年才发生疫灾。所谓“乱世多”，但发生疫灾的文、景、宣、光武、明、章诸帝时代均是政治清明的“盛世”。所谓“春夏多”，但秋冬亦时有发生。所谓“与行军作战密切相关”，但在和平时期往往也频繁暴发。故而，汉代疫灾具有突发性的特征，准确地说是突发性和规律性并行。最后，群链性和恐怖性并行。灾害群是指在某一时间集中丛发多种或多起灾害的现象。灾害链是指一起灾害发生后，又由它诱发了一起或数起其他灾害的现象[4]。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汉代疫灾往往与水、旱、地震、蝗等灾害并起，形成灾害群和灾害链，依表1统计共有14次。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南方有12次疫灾与征战相联系，尤其是北方人民的南下征伐。同时，汉代南方的疫灾因其具有高发性、破坏性、突发性而难以掌握规律，有时发灾的频次高、灾害连续的时间又长，因而又呈现出恐怖性。许慎《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5]，说明疫灾的广泛性和恐怖性。王充《论衡》说:“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6]（P75）。东汉末年曹植《说疫气》中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7]。疫灾之恐怖，跃然纸上。二、南方疫战及其历史意义面对惊人的疫灾，汉王朝百姓进行了艰苦的疫战。考之史实发现，汉代南方人民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4个方面。首先，直接救治。所谓“直接救治”就是疫灾暴发后，直接进行救治。汉人主要采取“为致医药”、隔离病人、安葬死者、巡行问责、赈济财物和减免赋税等措施，展开艰难的疫战。对此，学术界已有讨论，不展开论述。这里重点讨论汉代南方疫病救治的地位、时代特征和影响。秦汉时期是南方发展的重要时期，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孕育时期[8]。这一时期，不仅南方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已可以与中原内郡比肩，个别方面甚至还超越了中原。根据张剑光、邹慰国的概括，汉代全国性的疫灾救治措施主要有帝王自责、免税、发放医药、施钱、开仓、安葬、隔离病人诸条，汉代南方的疫灾救治措施基本上囊括了这些条目，张文所举证的事例亦大多出自南方。表明汉代南方疫灾救治已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具有重要的地位。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当时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及统治措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亦具有较强的有效性。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采取的疫灾救治措施确实是比较有效的。如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郡督邮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药，所部多蒙全济”[9]（P1406）。又如和帝永元四年（92年），“时有疾疫”，将作大匠曹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9]（P1205）。再如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孙权为将军，朱桓“给事幕府，除余姚长。往遇疫疠，谷食荒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飧粥相继，士民感戴之”[10]（P1312）。秦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奠基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救灾制度的奠基时期。汉代南方的疫灾救治措施和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成为疫灾救治的范型。如宋代的疫灾救治就采取下诏罪己、派医诊治、施散药物等措施[11]。清代也有延医诊治、制送丸药等措施[12]。其次，研究认识。传世文献对西汉南方医学的记载甚少。但从目前出土的考古资料分析，西汉南方的医学研究水平是较高的。1975年出土的湖北云梦秦简就有一些涉及到医学的内容[13]。1972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现了一具保存异常完好的女尸。1973年底至1974年初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却谷食气》、《导引图》、《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14种医书[14]（P1-2）。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发掘的汉墓出土了《脉书》和《引书》2种医书[15]。2012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发掘的汉墓出土了《五色脉脏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病源论》、《经脉书》、《诸病症候》、《归脉数》、《医马书》9种医书[16]。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到疫病。传世文献对东汉医学研究的记载逐渐增多。《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下》载，郭玉，四川广汉人，“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徐登，福建闽中人，与赵炳友善，“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神医华佗也经常在南方治病救人。张仲景被尊称为“医圣”，因有感于疫病流行始潜心研究医学，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完成了《伤寒杂病论》，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任长沙太守，实行坐堂门诊[17]。同时，汉人对南方疫病的认识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根据李家庚等《中医传染病学》的研究，汉人认识的传染病已囊括了呼吸道、肠道、虫媒、动物源性、蠕虫、性传播及其他7个类型。其中呼吸道传染病有流行性感冒、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肺结核、白喉；肠道传染病有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伤寒、细菌性食物中毒、霍乱、细菌生痢疾、阿米巴肝脓肿；虫媒传染病有疟疾；动物源性传染病有狂犬病、炭疽病；蠕虫传染病有血吸虫病、蛔虫病、蛲虫病、绦虫病、囊虫病；性传播传染病有疥疮；其他类型传染病有麻风病、败血病[18]。南方集中多发的流行性传染病主要有血吸虫病、疟疾、霍乱、麻风病、痢疾等。试考释如下：血吸虫病：指人接触被污染的水源而感染的一种疾病，急性发作期间出现发热、咳嗽、胸痛、血痰、肝脾肿大等症状，曾是我国广大南方湖沼水网地区流行十分广泛的一种疾病。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中发现死者曾受血吸虫、蛲虫及鞭虫感染[19]。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古尸发现了日本血吸虫、华支睾吸虫、人鞭虫和绦虫等4种虫卵[20]。表明血吸虫病在汉代已广泛流行。古代没有显微镜，没法观察到微小的血吸虫，中医没有准确的血吸虫病的概念。范行准先生曾推测“蛊”为血吸虫病，后来医家又称之为“蛊胀”“臌胀”[21]。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有治“蛊”病的药方。疟疾：指由疟原虫所致的虫媒传染病，得病后发冷寒战、高热、出汗并伴有头痛、呕吐、关节痛等症状。甲骨文已有“瘧”字，后来人们认为疟疾由山岚瘴气所致，称之为“瘴”。《淮南子》卷4《地形训》所谓“障气”，可能就是“瘴气”[22]。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载有“疟”病[14]（P321）。《后汉书》卷24《马援传》首次采用了“瘴疫”一词。魏晋以后，南方文献则有大量的记载。现在学术界多认为“瘴”病主要就是指疟疾。霍乱：现代医学讲的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此疫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传入我国。汉代的“霍乱”也是一种烈性的肠道传染病。“霍”是快速吐泄之意，“乱”则是指一片狼藉。其症状正是猝然腹痛、上吐下泻，顷刻之间狼藉一片，《黄帝内经》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均有载。著名医史专家范行准先生认为大多指急性肠胃炎或食物中毒造成的[23]（P245）。麻风病：麻风是热带地区最凶恶的皮肤传染病。大概发源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等地区，很早就传入了我国。中国古代称为“历”(疠)、“恶”、“大风”、“癞”、“麻风”等。云梦秦简载有“疠”[13]（P263）。痢疾：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是我国常见的肠道传染病。汉代称为“利”、“滞”、“肠澼”等[24]（P310）。《淮南子》卷4《地形训》曰：“轻土多利。”高诱注：“利，疾也。”《说文解字》云：“滞，凝也。一日积也。”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引书》载有“肠辟”[25]（P130）。再次，疫前预防。灾前预防是治理疫病的关键环节。这可从2个方面进行：一是改善外部环境；一是强身健体，加强人体自身的免疫和抗病能力。关于改善外部环境，汉代南方人采取了防治病毒、防治卑湿、清洁水源等多项措施，笔者已在另文中有论述[26]，此就强身健体一项作些具体的讨论。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导引图》，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和四川成都老官山出土了《引书》。所谓“引”和“导引”，就是模仿动物的动作进行各种运动，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导引”方式有徒手导引、器械导引、仿生动物、两人合作导引、呼吸导引。人们经过这些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治疗疾病。根据江陵张家山汉简出土《引书》的记载，导引能防治的疾病有伤痛、内科、泌尿系统、五官科、口腔科、精神科6大类的44种疾病[25]（P14-19）。东汉未年，著名的神医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五禽戏”。汉代南方人颇为重视强身健体，南方地区也比较流行“导引”[27]。《史记》卷128《龟策列传》载：江南“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28]（P3919）。最后，思想引导。疫灾是破坏性十分巨大的一种灾害，汉人为了弥灾，颇为重视思想舆论的引导。这大致可分为3个方面，一是引导皇帝以民为本；二是引导官吏造福一方；三是引导灾民科学防治。前面两点，过去学术界结合儒家“民本”和“谴告”思想已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这里专门来谈第三点。总体而言，两汉时期医学水平比较低下，对疫病的认识和医治均十分有限，在“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观念指导下，用“祭祀”和“迷信”的办法来防治灾害，具有重要的“心理”作用。与此同时，汉人也注意引导人们在传统科学的范围内进行“科学防治”。《盐铁论》载桑弘羊说：“若疫岁之巫，徒能鼓口耳”[29]。意思是疾病流行年月的巫婆，只能卖弄口舌而不能治病。这表明科学的医学治疫已成为当时的常识，汉代的官府和官吏注意引导人们积极进行医疗治理。王充是东汉著名的无神论者，他极力反对用神鬼和谶纬迷信来解释疫病。他批判《礼纬》一书中颛顼生下一个儿子化为“虐鬼”居住在长江的观点[6]（P1279）。从现在史料来看，汉人防治疫灾的具体措施多采取“给医药”的科学办法，而非“迷信”，表明科学防治是当时的主流。总之，汉代南方人民针对惊人的疫灾进行了艰苦的疫战。其主要措施包括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直接救治”又包括“为致医药”、隔离病人、安葬死者、巡行问责、赈济财物和减免赋税6个方面，成效显著，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汉代南方人民对疫病的研究和认识已走到当时全国的前列，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方地区出土了不少失传的医籍，雄辩地证明了当时医学研究水平的进步，时人对南方重大的传染性流行病——血吸虫病、疟疾、霍乱、麻风病、痢疾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汉代南方人民采取的疫前预防措施主要包括防治病毒、防治卑湿、清洁水源和强身健体4个方面，效果明显。另外，汉代南方人民为了弥灾，颇为重视思想舆论的引导。引导皇帝和朝廷以民为本，着力拯救人民的生命；引导各级官吏造福一方，着力救治疫病；引导灾民以积极的态度，科学防治。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四为一体，又各有侧重，积极有效，逐步成为中国古代防疫救疫的主要模式，影响深远。三、地域空间之疫化自然地理把空间定义为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宽、高表现出来。人类在自然空间的基础上，赋予其诸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成为具有“想像”特征的空间。汉代南方因疫灾频发，人们对这一片地域之气候、水域、山林、生物及民情风俗的历史叙事均披上了一层浓重的“瘟疫”色彩，从而使南方成为“疫化的空间”，甚至当时北方人们出现了“见行，如往弃市”的“惧南心态”[30]（P2284）。汉初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贾谊因汉文帝疏远外放为长沙王太傅，“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28]（P3022,3026）。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评价许靖避乱苍梧事中亦有“泛万里之海，入疫疠之乡”一语，把岭南苍梧称为“疫疠之乡”[10]（P966）。这种“空间叙事”，有的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有的则是中原王朝正统儒家观念下的“想像”。我们先讨论基本符合事实的部分。南方气候的突出特征是气温高、降雨多，汉代文献称之为“暑湿”。高后时，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28]（P3595）。南方山林的显著特点是山多森密，汉代文献称之为“深林远薮”[9]（P1286）。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南方的生物亦大大多于北方。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反，汉武帝欲发兵攻打，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止。他综合分析了南方“暑湿”、山林和生物导致“疫”的恐怖后果，说辞曰：“今发兵行数千里，……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30]（P2779-2781）淮南王刘安曾主持编撰《淮南子》，是西汉有见识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西汉未年至东汉初年，把南方地区“暑湿”、山林和生物等因素耦合而成的致疫环境统称为“毒气”或“炎气”。《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载，王莽天凤三年（16年）10月，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结果是“僰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后汉书》卷24《马援传》载，光武建武十九年（43年），马援远征徵侧、徵贰，其地是“下潦上雾，毒气重蒸”。光武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援又远征武陵五溪蛮夷，“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毒气”或“炎气”导致的疾病被称为“瘴疫”。《后汉书》卷14《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城阳恭王祉》亦载，“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乡，为舂陵侯”，“（刘）仁以舂陵地埶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现代医学认为，流行性传染病具有季节性和地方性的特点。所谓季节性，即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每年都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升高，其原因主要与气温的高低和昆虫媒介密度有关。上引史料说的“夏月暑时”和“会天暑多雨”、“近夏瘅热”、“毒气重蒸”、“暑甚炎气”的条件下，病毒、细菌、真菌、原虫、蠕虫和节肢动物等病原体显著增多，必然引起疫病。如我们熟悉节肢动物苍蝇、蚊子，就以“暑湿”季节活动最为频繁。所谓地方性，即因中间宿主、地理环境、气温条件、居民生活习惯等原因，有些传染病常局限于一定区域范围内发生，成为地方性传染病。此外以野生动物为主要传染源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也属于地方性传染病[31]。刘安说辞中的“蝮蛇”、“猛兽”似与疫病关系不大，但南方“暑湿”、山林和生物等因素耦合而成的致疫环境确实是与“欧泄霍乱之病”、“疾疠多作”、“瘴疫”密切相关的。范行准先生指出热带地区，夏季食物易腐，多发“霍乱”[23]（P245）。又指出，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沼泽和山间潮湿、空气沉滞地区，因为有污水和草木繁茂容易孳生传播疟原虫的宿主蚊虫等，疟疾传染迅速，所以古时在江淮流域和丛林地带流行得十分猖獗。又因其属山岳地带或盆地潮湿之处，故被称为“嶂气”[24]（P300）。南方水域十分广淼。《水经注·沔水注》说：“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概括地说明了南方地区的这一特征。汉代文献多称之为“卑湿”、“下湿”。如《史记》卷59《五宗世家》、卷84《贾谊传》、卷101《袁盎传》、卷113《南粤列传》、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卷129《货殖列传》称为“卑湿”，《后汉书》卷14《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卷24《马援列传》称为“下湿”。现代医学表明，河湖沼泽地区水生植物繁茂，容易成为某些流行性传染病疫源。其中，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血吸虫病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载：“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这一记载较好地说明了血吸病的流行机制：第一步，虫卵从最终宿主——人或动物体内随粪便排出，污染水源。第二步，血吸虫卵在水中孵出毛蚴，毛蚴感染中间宿主——钉螺，在螺体内发育繁殖，最后形成尾蚴。汉代南方农民因为“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在被污染的水源农作或捕捞，自钉螺体内逸出的血吸虫尾蚴便乘机从皮肤或粘膜钻入人体内。最后一步，血吸虫在人体内发育为成虫，导致血吸虫病。在男耕女织的汉代社会，农作或捕捞多由成年男子承担，成年男子感染此病的机会自然就比较高，因此便出现了“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现象。关于这条史料中“呰窳”一词，裴骃《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应劭曰‘呰，弱也’。晋灼曰‘窳，病也’”。张守节《史记正义》案：“食螺蛤等物，故多蠃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蛖之肉，多疹毒之患’也”。这一解释表明南方饮食及生活习惯与身体“蠃弱”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江南卑湿”及“卑湿”生产生活环境中出现的疾病当还有很多，限于史料，已难确考。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汉代文献对南方这一空间地域的“疫化叙事”，即“暑湿”、“山林毒气”、“蝮蛇”、“猛兽”、“炎气”、“卑湿”、“下湿”等空间叙事，虽有较多的想像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因素和环境因子的耦合确实是造成南方地区疫灾频发的基本原因。不过，汉代文献对南方地区的“疫化叙事”亦有不合事实的部分，即中原王朝正统儒家观念下的“想像”部分。先秦两汉时期，广大的南方地区，因为天气炎热，又有众多水清如镜的江河湖泊，男女老少在河水中沐浴，相沿而成习俗。此俗自然迥异于江河湖泊较少的北方，但传统的儒家认为这种“男女同川而浴”、“父子同川而浴”的习俗是“无礼”的表现。《尚书大传》卷2引《孔子集语》曰：“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胜，由无礼也。中国之教，内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栉。其刑重而胜，由有礼也”[32]。《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云：“《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贾捐之则认为是“与禽兽无异”，《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载：“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南方地区因疫病多发，时人又把这种“男女同川而浴”、“父子同川而浴”习俗与一种能导致疫病的怪异之物“蜮”联系起来。《汉书》卷27《五行志》载：“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泽，淫风所生，为虫臭恶”。“刘向以为蜮生南越。越地多妇人，男女同川，淫女为主，乱气所在，故圣人名之曰蜮。蜮犹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刘歆以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来也”。“蜮”又名射工、短弧、射影，是传说中的一种毒虫。干宝《搜神记》“蜮含沙射人”条载：“汉光武中平中，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诗》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测’也。今俗谓之‘溪毒’。先儒以为男女同川而浴，淫女为主，乱气所生也”[33]。“中平”是东汉灵帝的年号，记载有误。张华《博物志》载：“江南山溪中有射工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以气射人影，随所著处发疮，不治则杀人”[34]。以上把“男女同川而浴”、“父子同川而浴”习俗与一种能致疫病的怪异之物“蜮”联系起来的历史记载，基本上是错误的，更多的是“谣言”或捕风捉影的“南方想像”[35]。东汉王充《论衡》卷15《变动篇》就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说法。他反驳说：“南方至热，煎炒烂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处”。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取得了3点认识：首先，关于汉代疫灾暴发的次数观点不一，经我们查证和研究，前四史共载53次，其中南方地区43次，从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其实际次数肯定更多。汉代南方地区疫灾具有高发性与破坏性并行、突发性和规律性并行、群链性和恐怖性并行三大特征。其次，面对惊人的疫灾，汉代南方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疫战。考之史实，主要措施包括直接救治、研究认识、灾前预防和舆论引导4个方面，过去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我们认为，汉代南方已有不少医学文献，已能认识血吸虫病、疟疾、霍乱、麻风病、痢疾等多种疫病，其研究认识水平处于当时全国前列。汉代南方人民采取的救灾防灾措施亦是比较有效的，是发达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代防疫救疫的基本模式。最后，空间叙事是学术界近年来开拓的一个新领域，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我们认为，汉代南方因疫灾频发，人们对这一片地域之气候、水域、山林、生物及民情风俗的历史叙事均披上了一层浓重的“瘟疫”色彩，从而使南方成为“疫化的空间”，甚至当时北方人们出现了“见行，如往弃市”的“惧南心态”。这种“空间叙事”，有的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有的则有悖事理，是中原王朝正统儒家观念下的“谣言”或捕风捉影的“想像”。注：①如邓拓.中国救荒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陈高佣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张剑光、邹国慰.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13-19；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J].中国史研究，1999，（4）：49-60。②本文研究的“南方”包括秦汉时期的扬州、荆州、益州和交州，大致与当代地理学上讲的南方一致。参考文献：[1]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7.[2]丁春文.秦汉自然灾害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1.33.[3]（汉）刘向.列仙传[M].滕修展等注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4]杨达源,闾国年.自然灾害学[M].北京:测绘出版社,1993.37.[5]（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56.[6]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7]曹植.曹植集校注[M].赵幼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77.[8]黄今言.秦汉江南经济述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9]（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0]（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韩毅.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历史借鉴[J].人民论坛,2013,（13）:78-80.[12]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9-259.[1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4]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15]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J].文物,1985,（1）:9-15.[16]梁繁荣等.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献初识[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26.[17]马伯英.张仲景事略考[J].中医研究,1991,（3）:14-16.[18]李家庚等.中医传染病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19]何介钧等.马王堆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06.[20]武忠弼等.江陵张家山一六八号墓西汉古尸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74.[21]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3.[22]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3）:5-13.[23]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24]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25]高大伦.江陵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5.130.[26]王福昌.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保护[J].社会科学,1999,（2）:61-65.[27]彭卫等.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2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29]（汉）桓宽.盐铁论校注[M].王利器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30]（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张玲霞.现代传染病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32]（汉）伏胜撰.尚书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1.[33]（晋）干宝.搜神记译注[M].邹憬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226.[34]（晋）张华.博物志全译[M].祝鸿杰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76.[35]于沁可等.蜮生南越:传统博物学的南方想象[J].文化遗产,2019,（4）:87-95.

文章来源：南方电视学刊 网址: http://nfds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3992.shtml

上一篇： 辞赋视野下饮食书写的南方地域性
下一篇： 林业论文_注入高校活力 创新学刊发展——《园林》学刊与同济大学联合办刊